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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卓资讯-流沙河一九八○年代初读馀光中的诗-阳逻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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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光中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五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,離港後兩岸仍相隔不通;二余工書法,風格不同,但其往還的尺牘都優雅,可諷誦。兩岸互通後,一九九六年余光中第一次赴成都講學,與知音流沙河相見於詩聖的草堂,並拍照留念。一九八○年代流沙河編輯《星星》詩刊,二余在《星星》相遇,他們惺惺相惜相知三十多年,一九九六年初見後還有多次相聚。二○一七年秋余光中(生於一九二八年)仙逝,兩年後流沙河(生於一九三一年)病故。二○一七年流沙河有輓聯曰:

君已乘風遠去,知天上久等,群仙也要讀新詩。

流沙河先生十一月二十三日仙逝,要飛到天上的白玉樓,和陳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隱、蘇東坡、余光中這些蜀地詩人相見了。流沙河以詩名,是嘉名,也是「惡名」── 一九五○年代他的《草木篇》受到嚴厲的批判,篇中的白楊、梅花等都成為惡木惡花。經歷過「文革」的風雨艱苦,流沙河獲得平反,恢復寫詩,迎來他詩歌的第二春,這次贏得的都是嘉名了。

他寫詩,也評詩。文章有起承轉合,詩歌有跌宕抑揚;一九八○年代後期開始,流沙河的文化之河,大大轉彎,改而流向古典文學、古文字學、古代哲學的研究和著述。《莊子現代版》、《詩經》等書,大受好評,大為暢銷。他的散文和書法,則風格秀雅,自成一家;曾經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設館賣字,筆墨有高價。成都一帶的名勝,其匾額和楹聯,以及書刊的名目,很多都是他的墨寶。十一月下旬我又一次在成都開會、講學,得到新鮮從印刷機滾出來的《華文文學評論》第六輯(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),刊名即為他所題寫。

我和流沙河先生認識,始於一九八○年代,詩歌是橋樑;確切地說,余光中先生的詩歌是橋樑。由於劉濟昆(已故)的推薦,流沙河在改革開放伊始,就關心台灣的現代詩,閱讀諸人的作品,並撰寫評論。他出版《台灣詩人十二家》,所論包括余光中、瘂弦等人,所選詩以這兩位最多,各有二十首;又推出《隔海說詩》一書,由十四篇文章組成,評論余光中的佔了六篇半。流沙河對余光中有偏愛,對他最為推崇。

新詩從「五四」時期開始到現在,有一百年的歷史。有很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新詩,原因複雜,其中一個是讀不懂。很多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分行書寫,誠然晦澀難明。

已離凡塵,輓聯悼詩沒能寫了;相信余光中在天上正要發出對知音的歡迎詞,在白玉樓頭,共飲蓋碗茶,暢論古今詩。

流沙河原名余勛坦,與余光中所居地相隔兩千公里,詩大大縮短了距離。兩人寫詩贈答,有一個起因是蟋蟀叫聲引起的鄉愁,其中流沙河的詩《就是那一隻蟋蟀》為內地中學語文教科書所選,讀者極多。余氏詩文全球華人地區都有知音,內地老一輩的知音中,湘水之濱有李元洛,浣花溪畔有流沙河。流沙河一九八○年代初讀余光中的詩,感到「震動」;讀到《當我死時》、《飛將軍》諸篇,「想起孔子見老聃時所說:『吾始見真龍!』」

余光中的詩可讀可解,還可講,「且講之而振振有詞」;流沙河講余詩,如此激情燃燒,其理在此。他品詩有得,發表文章,後來在內地和香港出書,名為《余光中一百首》,對余詩要言不煩加以評點,其文字清雋活潑,個性流露,本身即為上佳的散文。這本書的香港版由我主編,列為香江出版社(林振名主持)的「沙田文叢」第七本,一九八九年初面世。余光中的詩,題材繁富,情思深廣,技巧高妙,領一代之風騷。流沙河於詩於文也卓有成就,如今隔海析詩,具見文人相親、同胞互愛、英雄相重的風範。兩人都儒雅,饒有古風;我曾在杜甫草堂和流沙河先生喝茶,他有妙聯述其懷古情調:「新潮你喝拉罐水,保守我飲蓋碗茶。」

圖:一九九六年,流沙河(左)與余光中在杜甫草堂合影\作者供圖

二○一八年秋天,我在四川大學文新學院講余光中的詩,談到這樣的盛況,在座眾多年輕的同學,覺得真不可思議。當年手抄詩集的「壯舉」,在今天更是天「府」夜譚:八十年代有人向流沙河借了《余光中詩選》,熬了一個通宵,把整本詩集抄錄了。在《昔年》一文中,流沙河引述他自己講過的話:「余光中的詩作儒雅風流,具有強烈的大中華意識。余光中光大了中國詩,他對得起他的名字。」

流沙河在二○○四年發表《昔年我讀余光中》一文,這樣寫道:「天下之詩汗牛充棟……可讀的卻很少;可讀而又可講的更少。余光中詩不但可讀,且讀之而津津有味;不但可講,且講之而振振有詞。」余詩之不同凡響在此。流沙河講余光中,講「上了癮」。有人請他講,「有請必到。千人講座十次以上,每次至少講兩小時,興奮着魔,不能自已。」這樣的盛況,可謂一項紀錄;在余光中的「接受史」上,應大書特書。

我未越海前來,想泉下重逢,二友還能續舊話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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